不同的职业身份意味着不同的看问题角度。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周长青同时还是一位资深媒体人，由他主持的话题“文化艺术理想的现实思考”在99艺术网CEO杨凯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赵龙凯两位行业精英中展开讨论。当艺术遇上经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那？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中国经济的未来将进入双引擎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提供大众产品和公众服务，无疑文化创意产业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测算，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至少应该达到2.79 万亿元，年均发展增速需要保持在20%以上。我们认为，这对于一个已经具备一定体量的产业而言，不可谓不是高成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高规格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特别明确提到了税收的优惠政策，使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转型中发挥先导作用。去年7月已经成立首支国家级文化产业基金，规模达200亿元，今年还将设立国家艺术基金等，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

周长青：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文化艺术理想的现实思考”，做文化艺术产业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而回归到生活中，又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同时我们发现，国家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对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此，想听下两位行业精英的见解。

杨凯：十三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后来提出的“一带一路”从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新常态提倡循序渐进的发展，比较符合健全的社会体制，这是一个好的时代，我们也将迎来文化创意产业的春天。国民素质的提升需要靠文化艺术的智慧，而文化的转型需要靠科技的进步。比如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创意含金量特别高，价值不菲。从文化艺术的格局来看，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位于全球第二，老百姓对当代艺术的欣赏才刚开始。我们对前卫艺术形式和内涵进行重新认识，中国当代艺术汲取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元素，成为一种文化载体，从有艺术情结的企业家、收藏家到大众，大家以人文情怀共同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这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符合蓬勃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而文化创意特别需要自由的环境，包括艺术家在创作中希望社会给予较多的宽容，不希望受到太多的制约和限制。

赵龙凯：当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结构性的改变，其实早就预测到这天。“土地、人和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之前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靠投资，而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中会发现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从人的体能到思想的创新，艺术是人无限潜能的追求，未来可做的事情很多。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中国未来的引导性很强，人们从财富的积累到回归本源，以人为本的下一步需求是人类需要什么。就如同光华管理学院MBA项目的特点，总结为16个字就是人文精神、国际视野、创新创业、整合实践。思路和方向没问题，而怎么去做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为了经济增长而将其做大做成支柱产业，就偏离了文化艺术的本质，艺术是有关人的学问而不是数字。只有自由的思想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才能产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



艺术是前沿的高端文化，本身就是小众的，大众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让外国人看到中国的璀璨文化，但是因为历史阶段发生过断层，中国人本身就没有生活在文化里。我上个周末在剑桥，坐在几百年的房子里，参加了那里延续几百年的仪式，连交流形式都与百年前一致，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就生活在文化里。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我们应该把人放在文化里面，而不是摆在外面。

周长青 ：对于“文化认同”这方面我深有体会，其实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也不过30年，现在逐渐被社会和体制所接受，作为艺术家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过程变得越短越好，艺术家都希望有自由发展的自我空间。做文化创意特别需要自由和开发的环境，在创作中我们也希望社会给予较多的宽容，不希望受到太多的制约和限制。

杨凯：政府应该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要有自信。对此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其实可以制定一个对先进的科技、金融、教育、文化的扶持计划，形成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同时对城市的市民给予大量的文化普及教育，并且不加以定论和干涉，去传承传播最优秀的艺术。。

赵龙凯：对，艺术一定要保证它的多样性，应该依赖不同的商业模式和商业环境去推动，这也是一种市场力量。为了平衡这种体系，我们能做的就是找到更多更好的适合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商业模式，去发现那些不是以挣钱为单一目标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单纯地爱艺术，做自己的博物馆和基金，这些企业家已经有这种情怀，意识到这是他的社会责任，并且这种企业家的力量在不断壮大。

杨凯：谈到企业家的艺术情怀，放眼现在中国的艺术圈，民营美术馆承担着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和中外交流的最重要的平台，并且靠自身的运作和团队的创造力来维持和成长。然而，其实他们还是需要一些政策支持的。比如龙美术馆的馆长刘益谦，在美国买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珍贵艺术品，却不得不付出高额的税负，对于这种行为，政府实际上是应该给予扶持的。

赵龙凯：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因素来讲，我们曾试想过让公益和文化并行，但中国的公益基金第一步一定是做慈善和扶贫，如果投了艺术，会引发很多的非议，艺术诚然是非常高尚的，但很多人还没有吃饱穿暖，这需要一个过渡期，而现在需要解决温饱的那个时段已经过去，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阶段，人们也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素质，这对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大众来说都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相信这个着眼点变了之后，会有很多相应的政策指向，再加上大家呼吁的力量，在导向没有错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通过体制的调整进行执行、实施和实现。

杨凯：是的，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国民的强大，当社会大众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当他们拥有足够博大的艺术修养和世界观，这个真正的文化经济大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

周长青：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具有影响世界的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进入世界的主流，甚至主导世界的文化潮流。

杨凯：从世界格局来讲，美国在二战后从文化结构上颠覆了欧洲的文化话语权。我们也应当鼓励文化艺术教育培养更多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拥有了这份开放的心态，才能享受到最先进的文化和最璀璨的文明，才可能孵化出最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们倡导这样的文化环境，并且鼓励大众的文化消费，才有可能形成产业链。



现在上海正是由于给予了艺术相对自由的环境，并且政府会根据民营美术馆建设的条件给予相应的补助，比如龙美术馆的西岸馆得到政府的土地补助和补贴，建设规模非常大，从生产体系到格局规模在中国民营美术馆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另外，上海的博览会有十几个，而且非常国际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有这样的激励机制，搭建了这样的平台。

赵龙凯: 可以考虑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指标，并体现到政策中去，这也是一种大众的希望。

杨凯: 对，形成良性的社会循环，中国的第二次腾飞肯定是在文化创意产业。我们应该以更大的胸怀、视野和自信心，以文化作为交流的平台，与西方世界形成共识，创造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吸引外宾来旅游、交流和合作。

我进入这个行业22年，我们见证了当代艺术的跌宕起伏，在经营艺术网络媒体的过程中，我发现人才的匮乏非常严重。这需要教育行业提升的同时，也需要我们企业运用好的管理方法和文化理念引导整个机构向前走，进而去影响别人、推动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其实公司机制就像个小社会，我们与外界的竞争不只是靠资本的强大，更是靠产品、商业和营销模式。当我们更加制度化、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专注专业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当每个行业都有很多国际化的企业、具有创新意识和竞争力的团队，那么中国未来的前景肯定不可限量。

周长青: 今天的谈话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政策到企业发展，两位都从各自的角度把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阐释。我们有很强烈的进入世界主流的愿望，但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相信两会之后，政府会有很多相应的政策和举措。总体来说，中国需要发展，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政府和我们大家的努力，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应该对未来有信心。